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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秦统一中国后，为束黄河之水，曾修金堤（即原黄河大堤，顶宽20丈，兼作御道。谓其坚固无比，故名金堤）。秦末，濮阳人民助项羽大败章邯，加速秦朝灭亡。汉时，濮阳仍为东郡治所。西汉武帝曾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亲率官吏、将士数万人到濮阳堵塞瓠子河决；西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秋，河决东郡，朝廷遣官发众来堵，并增筑金堤；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主持下，濮阳人民修渠筑堤千余里，固河道于濮阳城南，黄河安澜700余年。期间，濮阳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口大增，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濮阳人口已达37万人。成为中国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今戚城遗址丰富的汉代灰层出土的大量陶器、汉铜镞、铜釜、犁、铁镬、石器及水井等文物，都表明当时这里十分繁华。汉初戚地曾是将军李泌的侯国。汉时濮阳经济文化发达，人才荟萃，名臣汲黯、经学家索卢放、京房等濮阳人均为一代俊杰。

两汉之间短暂的新朝，曾把东郡改名治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370年间，魏、后赵、冉魏、前燕、后燕、前秦、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割据者曾先后在濮阳地区称王道孤。这里的行政建置朝立夕废，变化频仍，几个辖县分别隶属过濮阳郡、东郡、魏郡、顿丘郡、昌乐郡、武阳郡等。西晋时还曾建濮阳国。南北朝时，濮阳更是兵连祸结，干戈纷然，大量居民被迫迁徙，边塞游牧民族陆续入居濮阳，与汉族融合，同时把大片耕地改为牧场，农业生产受到破坏。至北魏时，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农业才有所恢复。综观此期，乱多于治、毁多于创，濮阳地区经济萧条，文化衰退。曹魏、前秦、北魏时，曾有过短期的稳定，濮阳经济有所恢复，也产生了一些有贡献的人物，如书法家窦遵、文学家董微、名臣李彪、李谐、李崇、王观、吴隐之等。

隋唐时期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分濮阳县一部置昆吾县，析临河、内黄、顿丘各一部置澶渊县，省昌乐入繁水县，并复置范县。隋文帝实行节俭政治、轻徭薄赋，大开漕运，使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大业四年（608年），永济渠过濮阳后，便利了交通，濮阳日趋繁荣。唐初，为避唐高祖李渊之讳，改澶渊县为澶水县。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澶州，辖澶水、顿丘、观城等县，今南乐县属魏州，范县属濮州，台前县境属郓州。唐大历七年（772年），割顿丘、昌乐4乡于清丰店置清丰县，属澶州。初唐时，濮阳一带地旷人稀，均田制实行程度较高，水利兴修，农业生产恢复较快。唐朝中期，黄河安澜，濮阳的农业、手工业等得到长足发展。丝绢业闻名全国，丝织贡品列为上三等。唐代濮阳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杰出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张遂，今南乐县人），第一个测量子午线长度，最先发现了恒星运动。还产生了勤政廉洁的杜暹、拒重贿名留青史的李义琰、唐辅臣杜鸿渐、音乐家张文收、礼学家张戬，抗击安史叛乱的名将南霁云、诗人张九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等名人。唐末至五代，濮阳一带又成了战场，仅后梁、后唐就在濮阳征战200余场。长期兵燹战乱，使唐代前期100多年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纳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公元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该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广韵》、《集韵》等书中 。

蒙古族天葬(蒙古语为"腾格里·奥如希拉嘎")，如同土葬、沙葬、火葬、双葬、水葬、风葬、树葬、洞葬、一样，是蒙古族丧葬仪式之一。

蒙古族天葬，从其起源、形式、内容以及仪式的实施，都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业方式以及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在蒙古族天葬仪式中渗透着古老蒙古民族社会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在其朴素的形式背后蕴含着极其合理的生态大智慧。这种智慧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脆弱的内蒙古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如今，蒙古族天葬已经伴随着内蒙古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而成为一种历史记忆，甚至已被人们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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